近日一篇教育相关论文《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在网上不断转发引起家长圈热论。
过去十几年，减负政策一直在加码，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看，限制教育供给不仅没能减负，还带来了一个值得警惕的负面效果——拉大教育不公。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子焜、雷晓燕，以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沈艳计算了2008-2018年间教育减负政策对初升高的概率、家庭教育总支出和学习时长的累计影响。
结果发现，十年间教育减负政策实施后，收入处于收入分位数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而处于收入分位数上10%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
“过去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和勤奋从而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后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作者写道，“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减负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内卷’和‘躺平’这两个相互矛盾却同时存在并愈演愈烈的现象。”该研究近期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3期。
减负政策只有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首先，作者梳理了2005年-2018年间的教育减负政策，然后通过理论推导得出，“教育减负政策可以全面发挥作用的条件较为苛刻，只有在不存在升学竞争或者升学率非常高的情况下，限制课业负担和校外教育培训负担的措施才可能有效，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容易存在。”其构建的微观理论模型展示了减负政策在三种场景下的可能效果，分别为：“无家庭教育投资、无升学竞争”、“无家庭教育投资、有升学竞争”以及“有家庭教育投资、有升学竞争”。结果显示，哪怕是在第一种极端情况下，减负政策要有效也是有条件的，是由教育支出效用和教育产出的具体形式共同决定，而该条件并不总能成立。在第二种情形下，最优学习时间只和勤奋程度的分布以及升学带来的额外效用有关。因此，减负政策也不能缓解学生的学习负担。第三种才最符合中国的现实，在这种情形下，减负政策实施后的结果将是：
1、高收入家庭的升学概率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2、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3、高收入家庭的学习时间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前期家庭教育投资占收入比重低的家庭的教育投资会上升较多；而占比高的家庭上升上升得较少、不变甚至减少。
作者通过对2010-2018年5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支撑了上述理论推导结果。另外作者也指出，韩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实施的减负政策也得到了类似效果。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的减负政策并未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降低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刺激了非法补习服务。日本从2002年开始推广的、以缩减课内教育实践和课程为主的“宽裕教育”，被指弱化了日本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就业技能，尤其是低成绩群体和家庭教育环境较差的学生群体。日本于2011年彻底放弃“宽裕教育”。
减负政策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
上图展示了教育减负政策发生后，不同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学概率发生的变化。
其中，A区域代表减负前不能升学而减负后可以升学的家庭；B区域则是减负前可以升学此后不能升学的家庭。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中收入分位数为前46%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容易，后54%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困难。从中可见，减负政策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
“减负减少了校内教育供给，此时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依靠家庭补充教育投资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而由于缺乏相应经济支持，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会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作者写道。
减负政策带来了教育投入的分化
减负政策也带来了教育投入的变化。
上图的区域C指的是，减负前不能而减负后能升学的家庭会增加资金和时间投入；
而减负前能而之后不能升学的家庭则会减少资金和时间投入，即区域D；
政策发生前后都不能升学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没有明显改变，见区域E；
而政策发生前后都能升学的家庭，其教育投入倾向于在减负后增加，即区域F。
可见，“对于高收入家庭，既往的减负政策没有使得这些家庭和学生减负，相反，他们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增加，参与到基础教育的‘内卷’当中；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减负政策的确使得他们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下降，然而这种下降的代价是他们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意味着教育减负实际迫使他们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不得不在基础教育上‘躺平’。”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考察的是2021年“双减”之前全国各地的教育减负政策及其效果，彼时的减负主要集中在减少校内负担；
而从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发布开始的“双减”政策，无论从范围和力度上要甚于之前，其中减少校外培训也成了减负政策的核心。
作者称，因为“双减”政策执行时间尚短，效果未能全面显现，但等到该政策长期施行之后再评估，恐怕会错过最佳的政策窗口调整期。因此有必要分析历史上类似政策的执行效果，从而对当前的“双减”政策形成合理预期，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基于他们的研究结果，当下推行的“双减”政策如果要发挥作用，需要从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升学竞争压力两方面着手。加大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方面是“增量”，即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改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另一方面是“提质”，加大师资人才培养，提高教学效率，使家庭和学生可以用更少的教育投入达到学习目标。而要减少升学竞争压力，就需要提供更多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所以明珠小学为什么“曾经”可以使用额外教材？
原创：gniwzero，G大成长论，2021-08-27
这件事情要从1993年开始讲起
明珠小学系浦东新区首家承办制公立学校
这句话的由来是如此悠久，以至于现今的家长们都不知道承办制公立学校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1993年的上海恐怕是这座城市最黯淡无光的时期之一。建国后40多年作为全国财政收入最大单一来源地的现金牛，却长期缺乏对自身进行投资的资金。
时至90年代中，随着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新经济崛起，上海陡然发现自己只剩一座陈旧大都市表皮。掩藏在这张表皮之下的，是各方面的疲弱，以及穷。
穷，所以没钱投资，所以就更穷。
经济如此，民生如此，教育自然也是如此。
为了破这个局，在时任市长黄菊（市委书记：吴邦国）牵头下，上海开始多种办学体制的改革试验。
这个试验的核心，就是引入社会资金和管理办学，弥补公共教育的不足。
试验的一个分支，是延续至今的民办学校。1992年成立了长宁的新世纪中、小学，老闸北的杨波中、小学，以及黄浦的明珠中学；1993年成立了徐汇的世界外国语学校，西南位育中学等。
试验的另一个分支，是开篇提到的“承办制公立学校”，也叫公办民助，或者公有民办。承办制学校推行校长责任制、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年薪工资制和经费综合承包制。
这些名词并不需要我展开解释，各位也能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对于传统公办教育体制的痛定思痛，以及对症下药。
于是，正当壮年的倪中华带着一群刚跳出农门，有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在1993年的夏天冲刷干净新校区的地板，割掉操场的杂草，布置好教室，在9月份迎来了第一批对口的新生。
一同参加明珠小学首届开学典礼的，还有该年1月份刚出任新成立的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的赵启正。
赵启正在明珠小学的开学典礼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浦东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漫长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是造几幢高楼，更重要的是造就浦东发展需要的人才，明珠小学要成为浦东教育的明珠。”
去年是浦东新区30周年的庆祝年。浦东开发的成就璀璨夺目。而在明珠小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珠教育集团，毫无疑问达成了“成为浦东教育明珠”的使命。
如果说明珠小学的成功是一部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赋予教师主动权和灵活度，给予教材教案原创性的创业史，
那么对于这所学校创建时就自带的题中因有之意的教材教案自由进行举报，
则无疑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对齐拉平。
我们想要的公平，是把高水平的教学方法推广到所有学校。
我们不想要的公平，是禁止高水平的教学方法，让所有学校都在低水平达成公平。
1990年代初期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反思公立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最终该国寻求到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叫做Charter School的东西。
Charter School的制度核心，便是承办制公立学校。
时至今日，全美已经有超过7000所公立Charter School，在校生300多万。其中孕育了像贝塞斯这样的顶级教育集团（该集团于2015年在深圳开立了分校），也孕育了KIPP这样旨在提升贫困黑人中学生学业水平，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教育集团。（KIPP的教育策略用中国式观点评价会显得非常鸡血：他们不放寒暑假，几乎全年上课。）
就像明珠这样的承办制公立学校一样，Charter School在美国引起了关于公平性的巨大争议。
争议的点就是各位能想象到的那些，一模一样。
然而大洋彼岸并没有因为争议就因噎废食。一个政策如果本身是有瑕疵的良币，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改善瑕疵，而不是驱逐良币。
2020年，明珠教育集团旗下的未来科技学校在浦东周浦迎来第一届学生
2023年，"双减后“的明珠依然有被上海第一班的邱班录取的学生，每年考取三公更是常客
待续……
那么你觉得，明珠的智慧数学系列课程是否真的超纲？有人说它是小奥，有人说它的实际水平很低，也有人说现在上海数学的中小学教材很简单，需要加深教材本身难度
